拉佩德雷拉的一名学生

我没有在米拉之家住过，但在 1980 年至 1984 年期间，我在经济研究中心（ICEJ）学习 BUP 和 COU 课程。学院位于大楼一楼普罗文萨大街一侧，与格拉西亚大道交界。

一切还在眼前，但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时的 ICEJ 学院提供 BUP、COU 和 25 岁以上的大学入学考试等课程。ICEJ 是经济法律学院的缩写。它的前身似乎是位于普罗文萨街另一个地方的一所为法律和经济学学生开设的补习学校，20 世纪 70 年代初搬到了米拉之家，一直运营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也就是奥运会前不久。

1980 年，我第一次走进位于普罗文萨街一侧的米拉之家，准备在开学前领取课本时，觉得那是一个黑暗阴郁的地方。建筑从未修缮过，到处都是灰蒙蒙的，天花板上的壁画已被毁坏，尤其是建筑内部，给人一种荒芜颓废的感觉。在巴塞罗那市政府于 1992 年奥运会前发起“让巴塞罗那美起来”的运动之前，扩展区的建筑普遍都是如此。

课程于 9 月开始，我立即融入了这座建筑。米拉之家就像一座神奇的城堡、一座充满了各种犄角旮旯和有待发现的细节的迷宫。我在位于格拉西亚大道街角的教室里上了第一节课。地板是用木头铺成的，是高迪时代的产物，经过岁月的洗礼，颜色已经变深。墙壁和天花板没有直角，每扇门和门框都不同，独一无二，门把手也是如此。墙壁上面的一半涂成白色，下面的一半涂成深棕色。照明设备并不华丽：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上用铁链挂着日光灯，我们有时用它当球网，用包早餐的铝箔纸做球打排球。课间休息时，为了放松装满数字、数学公式、物理和化学的脑子，我会盯着天花板看，在我看来，天花板就像月球的地面，上面布满了火山口和小山。

那时的旅游业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只有在春天，才会看到一些日本人拿着镀铬的尼康和佳能相机左拍右拍；我们这些在那里学习过的人一定出现在很多日本人的相册里。

学校不仅在一楼。它在四楼还有一个课堂。你必须在管理员好奇的注视下乘坐电梯上楼，这是一部古老而破旧的电梯，镶嵌着非常独特的图案。下楼时不能坐电梯，否则会被门卫责骂，必须从一个看起来像山洞的黑暗楼梯走下去。我没在四楼学习过，但我记得的一件趣事是，普罗文萨街一侧的邻居给校长打电话，因为学生们从著名的米拉之家的窗户里扔出点燃的纸飞机，这些飞机飞过普罗文萨街，引起了邻居们的骚动和恐慌。

学校的另一个附属场所是酒吧。酒吧在普罗文萨街的院子里，位于半地下室，由体育老师和他的妻子经营。酒吧虽小，却很舒适，价格也很低廉，学生们都能负担得起。有一天，学生们叫喊着打死了一只老鼠。

还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曲折的斜坡，通向一个地下小广场，据说是大楼落成时，安置拉马车的马匹的地方。还有人说，近代那里曾办过嬉皮士市场，但我无法证实。事实是，校长的奔驰车就停在地下小广场。那里非常昏暗，非常高迪风的坡道像蛇一样盘旋而上。墙壁上挂着镜子，显然是为了给几辆停车场内的汽车指路；有些镜子已经坏了。米拉之家曾有过一个鞋匠作坊，所以这里总是弥漫着鞋匠的胶水味道和机器的噪音。学校在地下室布置了礼堂和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还有一间技术绘图室，我在那里和罗特林为了考试没日没夜地一起画图。学校的聚会在礼堂举行。记得 84 年或 83 年的嘉年华会规模很大，一些学生还表演了 La Trinca 组合的《姐妹花》节目 。我知道有照片可查，也许有人能提供。实验室设备齐全，我记得生物实验室里有一具骷髅，学生们经常把烟头塞进骷髅嘴里，很惹老师生气。

另一个房间是音乐教室。音乐教室位于米拉之家美术馆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他们用建办公室的预制铝型材造了一个长条形的现代化教室，教室里装有扬声器，BUP 第一学年的音乐课在这里上，还有令老师和校长感到绝望的同学间的粉笔大战。

那时的米拉之家很不一样。它非常多元化，就像当时的格拉西亚大道，混合了住宅和商业氛围。很亲切、温馨，很有人情味。这里有打着霓虹灯广告牌的宾果游戏店、修鞋店、最近刚关门的 Parera 服装店、印刷店、一些老师用餐的游客酒吧和最令人怀念的索雷先生的杂货店。

索雷先生的杂货店位于普罗文萨街拐角处。这是一家老式商店，货架上摆满了各种杂货和饮料，出售现在已经买不到的产品，如萨利牛奶。索雷先生个子不高，秃顶，戴着一副矫正远视的塑胶眼镜，把他的眼睛放得很大。一个柜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一筐筐的棒棒糖、口香糖和糖果，标价 5 比塞塔。另一个柜台上有一个大玻璃杯，里面总是放着小面包，他会用小面包给顾客做火腿、约克、奶酪三明治。索雷先生会给感兴趣的人讲关于这座建筑的故事。从战前开始，他在这里开店已经有 40 多年了。他坚持认为，米拉之家只有底楼和二楼是用石头砌的，上面几层用的是水泥。他还解释说，他的店员都是从一所孤儿学校里挑选的，其中一位从学徒做起，一直工作到退休。索雷先生日益年迈，最后连硬币也会弄混，买他五比塞塔的糖果，他会找给你二十五或五十比塞塔。这家小店在奥运会期间倒闭了。

就这样，四年的时光过去了，期间有欢声笑语，有长时间的学习，有青涩的初恋，还有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朋友们以及诸多趣事，比如 1983 年冬天，在格拉西亚大道的街角，趁着那一场小雪，我们还打了一场雪仗呢。从那所学校走出了当今社会的一些杰出人物，也成就了一些伴侣。

有一次，我开门的时候，门把手留在了我手里。那是高迪设计的原装门把手，独一无二，它们就像扭曲的黄铜。我很想留着它，当时周围没有人，但我的良知更强烈，于是我把它交给了管理员。他给我看了满满一抽屉的门把手，告诉我他们留着这些门把手是因为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并对我归还门把手的举动表示感谢。

总之，这就是我对米拉之家的见证。我没有在这座建筑里拍过照片。很奇怪。学生们——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没有在米拉之家拍过照片，也许是因为在潜意识里，米拉之家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座监狱，我们在那里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上课。我们是米拉之家的 “66一代”。

胡安·贝尔纳多·尼古拉斯·庞博。ICEJ 学生。1980-1984 年。